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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发展

  基督教文化社会发展联系是一个不争事实。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这种联系性质,却一直都是个问题。长期以来在国内无神论语境下,再加上对西方文化历史现状缺乏深入的研究,大都持有一种消极性否定性见解。然而,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发展无一不受到中世纪宗教文化理念的深刻而积极的推动法制政治与合理经济现代观念都离不开基督教文化影响,离不开基督教神圣支撑。在当代物质科技文化占居主导地位人文价值精神信仰陷入危机背景下宗教文化意义关怀理想关注,无疑也会为盲目的力量提供一种有益价值导引。

  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一向被推崇为一个法制政治社会,而按照习常的观念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似乎包含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概念。可是,近代法制观念基础早在近代以前的中世纪文化中就已经奠定了。西方封建制观念既不同于东方的集权专制思想,又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于是,早已形成世俗法神圣法的观念中世纪在对教会法,特别是民法研究中,已经包含了合法性合法政府原则,包含了国家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观念法律被理解为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的诉讼程序。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近代社会法制政治概念

  西欧中世纪社会是一种典型封建制社会。它是一种通过采邑分封形成领主附庸制度。在领主附庸之间存在着效忠庇护政治关系,它包含了对某种法律原则的忠诚。古列维奇指出:“效忠庇护关系是在统治者被统治者双方共同服从法规习俗基础建立起来的;对双方起约束作用的忠诚是针对双方对法律的忠诚而言的。当双方宣誓效忠的时候,并不只是表明双方之间相互忠诚,而是忠诚于统治者被统治者感到有必要服从的那个更高原则。” 用现代眼光来看这个更高原则,也就是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法律契约关系领主通过提供保护义务获得了对附庸人身财产支配权附庸通过提供效忠义务获得了被庇护的安全生存权利。因此,这种效忠是有条件的,不是单纯的服从。如果领主不能提供保护,则附庸便可以解除领主效忠。同样,如果附庸不能履行他的效忠义务,则领主也会解除对他的庇护

  根据这种封建理论国王臣民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同样具有一种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性质统治者必须按照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公正地进行统治,自己也要服从法律。如果他没有做到人民就没有义务效忠国王了,甚至有权向国王提出挑战。同样,臣民们则必须保证服从统治者公正地统治。只要任何一方违反契约,另一方就不受义务的约束,有权采取行动加以纠正。所以,西欧封建主义建立在限制君主权基础上的。君主权利始终受到法律限制,不能变成只是表达君主个人意志工具。即使君主权力在中世纪晚期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也始终受到法律制约。“如果成文法习惯法国王意愿产生矛盾,那么法庭站在法律一边。这一原则构成了对违反触犯本国习俗国王进行封建起诉基础。众所周知,大宪章就是英国贵族骑士国王进行这种封建起诉产物,他们把自己的主动行动看做是完全合法权力,这个权力是从英国法律的基本精神中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来的。大宪章设置了一个由25个贵族组成委员会,他们的任务是不仅要限制国王权力,而且,如果国王食言的话,可以用武力遏制他,这可能会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一定的危险,但它与法律精神实质并没有矛盾,也不否认国王与其近臣之间的融洽关系。在中世纪人看来,在合法反叛这个概念中,不存在任何荒谬自相矛盾之处。”大宪章作为国王领主之间订立法律性契约,把国王权力限制封建制度允许范围内,蕴含着民治政府法治国家思想主张

  由封君和封臣关系构成封建政治,又是包含在神权政治总体观念中的。在基督教观念统摄下,世俗法被理解为神圣法律体现,它和神命的“正义不可分割,正是由于上帝法律源泉,因而,法律是公正的、健全的;法律是合理的,与人性是一致的;法律是超个人的,与共同体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必须遵守自然秩序托马斯就把法律定义为“为共同利益确立理智,是由关心人类共同体的人颁布的”。这就意味着,法律必须建立在理智之上,必须为共同利益服务,必须与正确而适当地实施法律诉讼权限相一致。神法与人法并不像某种成见理解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东西。相反,神圣法律保证世俗法律的正义性和严肃性,它使得法律成为独立并高于君主权力意志原则

  由此出发,在中世纪便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法律绝不能由实行极权政治君主强加于他的臣民,而应由君主臣民合作制定……与此种观念联系的是代议机构出现代议机构国王臣民商讨国家大事机构。最著名的要算是英国议会,虽然英国议会隶属于国王,但却永远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后来到了17世纪时,议会已成功地向国王权力提出了挑战。因此可以说:现时对国家元首权力限制是封建传统国王法律约束的延续。”现代立法机关就是从中世纪的代议会议机构派生而来的。起源于中世纪立宪政府原则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构成西方法律文化独具特色。正是西方同于东方的中世纪封建传统基督教传统,为近代法制政治直接提供文化资源

  关于基督教观念历史上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兴起所起的促进作用,自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以来,已经越来越为人们认识韦伯的一个著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基础合理行为产生基督教禁欲主义。” 韦伯指出,应该放弃把牟利赚钱的冲动同于资本主义天真想法。“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资本主义经济精神合理主义,合理地运用一切手段盈利。例如通过勤劳、节俭、守信、谨慎、诚实等手段,去尽可能地发财致富。所以,“职业责任”是资本主义文化最重要伦理特征。在韦伯看来,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恰恰来源于基督教新教禁欲主义伦理

  新教禁欲主义是一种“现世的”或“世俗的”禁欲主义,它把劳动工作看做是增加上帝荣耀神圣职责手段,这样,事业的成功或者发财致富就是上帝意愿的。对于个人而言,只要是为了上帝劳动而致富,不是为了个人私欲而致富,在道德上就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很好地履行职业义务。否则,如果上帝展示了一个盈利机会,而基督徒不能遵从神圣召唤利用这个机会,那就背离了“天职”,拒绝上帝赏赐。所以,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反对贫穷懒惰,尤其是行乞,因为它无助于善行,贬损上帝荣耀违背仁爱的天责;又厌恶豪门放纵挥霍以及暴发户奢华炫耀”,但鼓励勤劳、节俭和发财致富,“对中产阶级节制的白手起家者却怀有最崇高道德敬意”。 于是,把财富本身作为追求目的是应该斥责贪婪拜金主义,但若作为职业劳动果实便象征上帝赐福。“不停歇地、有条理从事一项世俗职业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这种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像的、最有力的杠杆。”

  至于在经济活动中进行商业贸易金融信贷的种种现代经营方式,更是起源于中世纪城市生活时代。美国著名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专家汤普逊指出:“人们习惯于把中世纪史与近代史的人为分界线划在16世纪,但现代经营方式实践发端于14 、 15世纪,而不是16世纪。那些在16世纪得以发展制度已然沿用甚久,而在经商实践中16世纪几乎没有创造什么新东西。” 例如,在周转流通领域用汇票代替现金商业账簿证券经纪业务各种形式的股份公司国际法领事制度统计方法等等,都在中世纪盛期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经营方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

  上述说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于近现代社会影响巨大的,它为一切世俗文化活动提供神圣支撑和终极的根据。正是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才建立起近代文明的大厦。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近代化文明的过程同时也是摆脱基督教专制制度束缚过程。特别是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西方社会逐渐形成宗教宽容气氛政教分离局面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终于得以挣脱宗教的消极制约性获得宗教的积极推动作用,从此才开始了大踏步地近代化历程

  西方近代化历程可以说是一个俗世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完成18世纪启蒙时代,从此真正突破基督教会的权威确立理性统治地位。在此之前,承担西方社会良心”的一直是基督教,在此之后,一种崭新现代精神整合而成,它和基督教传统不同,理想世界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它和希腊哲学传统也不同,所关怀的不只是怎样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近代文化世俗化过程西方带入了一个现代科技社会现代主义崇尚科学知识,倡扬人的主体性地位相信自然界为人打开一个个奥秘,成为人的驯服对象;相信社会在科学理性指引下,将走向民主和自由、正义和解放,由此确立起以科学理性基础的自由、进步幸福乐观主义信念。人的理性主体性代替上帝神性而成为至上权威衡量一切的尺度。从此,基督教及其信仰科学主义思想中心赶到了边缘。终于在跨入20世纪之时,尼采宣布了“上帝死亡”,这一响亮口号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它意味传统价值体系崩溃

  在科技理性指导下的现代社会高视阔步雄姿获得突飞猛进发展,取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科技成功和物质成就。然而,伴随着经济活动工业生产的迅速扩张,人却变得日益物化和机器化;伴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也出现了人被科技控制、所奴役以至所毁灭危险;现代文明发达给人带来丰盛物质生活,却同时也伴随着精神意义丧失;工具理性膨胀科技手段发达使人在自然面前的主体力量空前增强,可同时也导致地球家园破坏。这一切便构成现代人生存处境,它所内含的种种悖论意味现代主义价值观已经陷入困境。于是,生活目的何在,生命价值是什么,人生意义尊严又在哪里?人类活动是为了什么,怎样理解社会进步,文明完善的标志又是什么?这一切都成了现代人无法回避问题,也是科学技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在现代西方人主义思潮,如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许多流派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

  对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许多学者都明确指出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具有不可或缺重要性,而现时代资本主义由于基督教价值体系陷入瓦解状态,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精神危机后果艾略特在《基督教文化》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统一的基础基督教基督教西方文化发展精神动力创造源泉,西方成就主要归因于这个一致的精神理想。即使是像伏尔泰尼采激烈抨击基督教的人,却也在他们的思想中包含着基督教因素渊源。所以艾略特说:“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尼采。”“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传统,并且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毛,你才能用羊毛制作一件新大衣。”在此,艾略特充分强调了基督教文化传统对于西方世界的根本意义,深刻揭示基督教价值体系丢失所必然带来意义世界虚无状态代表着对当代西方文化状况的一种深刻反省。

  余英时曾经这样指出:“西方存在主义者强调现代人失落惶恐虚无认同危机种种实感,这些恐怕都与‘上帝死亡’后价值之源没有着落有关……在外在超越西方文化中,道德宗教延伸道德法则来自上帝命令。因此上帝观念一旦动摇,势必将产生价值源头切断危机。”事实上,基督教西方文化中具有双重性格,就西方近代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权威解放出来而言,民主和科学与之有对立的一面,不过,这种对立更多地表现为与制度化教会权威之间的对立。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下,这种教会权威彻底崩溃了。但另一方面,作为价值之源的基督教精神并没有随着教会权威丧失泯灭,相反,它却经过宗教改革转化之后,为西方的民主和法制政治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科学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因此,基督教作为一个终极意义精神世界,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功利文化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价值支撑。可是,当基督教推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之后,西方世界变得日益世俗化现实化功利化消费化享乐化、商品化,遂使得它的宗教之源越来越被忽视以至遗弃,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西方人价值危机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将现代主义自身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最终归结为信仰危机。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制约的方面,即“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前者作为“宗教动力造就资产者克己创业品格,谨慎持家精打细算精神;后者作为“经济动力铸造资产者开拓疆界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二者结合共同完成资本主义开发创立。可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动力”由于受到科技理性的打击和世俗精神消解丧失殆尽,社会发展脚步完全置于“经济动力”的驱使之下。

  于是,世间的一切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整个社会全部世俗化了。文化上也相应出现了“渎神现象”,资本主义再也难以为人们生活工作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陷入了相互抵触之中。这些典型地表现为,艺术家们不断地膨胀自我以代替上帝,并对普遍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进行无情鞭挞。这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资本主义陷入了深刻的信仰危机

  由于终极意义的丧失,人生变得虚无没有目标世界变得模糊难以把握,这使得现代主义走向了它的反面。因此,丹尼尔·贝尔主张,应该重新寻求一种后工业社会的新宗教,通过传统信仰复兴重聚人和世界碎片,通过确立宗教价值,再度唤起对神圣力量虔敬消除人性狂妄使人精神提升到寻求未来希望,反省生存的终极意义的高度,从而把人从沉沦精神状态拯救出来。应该说,自近代以来宗教中心退到边缘世俗化过程,一方面使物质生活世界得以解放,充分展现它的丰富多彩魅力;另一方面,精神世界世俗化不可避免导致神圣性、超验性、终极性意义逐渐衰微。现代世界是一个物质昌明世界,却也是一个精神危机世界。然而,人类生存是不能没有信仰支撑的,人类的活动也不能失去信念指引。否则,必然招致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在这种无意义的当代境况反思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不能不承认,虽然那个时代有着许多令现代人所无法接受的东西,但是,基督教的确给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最高的道德根据,它使得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拥有一种超越的、统一的向心力。在今天精神失落西方,重新回归基督教信仰并不一定能解决文化困境,而种种精神危机不见得都是由基督教衰微所致。但是,它依然是一份可以借鉴价值资源和文化遗产,无论如何,它提醒世人,当代世界信仰危机问题是一个严峻的不能不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是不可能解决的。

  如果说现代主义的胜利是一场亵渎宗教神圣文化运动,那么,现代主义危机则预示着一个意义匮乏的时代在呼唤信念。在这种背景下,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出现了某种所谓“宗教复兴”的局面。作为现代主义负面效应批判者,后现代主义大潮中的后现代神学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它在现代主义宗教批判后现代主义现代一切价值传统毁坏二难境遇中,试图重立真理价值。它用“现代死亡”、“人死亡”的口号,重新代替尼采那句曾经震撼西方人的“上帝死亡”的名言。它从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种种弊端批判中,从后现代主义批判一切、否定一切的破坏中,发现神学批判现代性重构基督信仰可能性希望力图实现基督教作为一种救世宗教传统作用。应该说,这种努力对于西方人重树新的真理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宗教是一种信仰体系信仰作为一种超越审视和终极的关怀,乃为人的本性追求。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这种信仰需要都是人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生活本质特征。不过,这种信仰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内容方式,在古今中外却又是不同的。中国人不曾有过西方人那样的基督教形式信仰体系,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依然有它的“终极关怀”,只不过这种“终极关怀”既不是对外在彼岸世界关怀,也不一定要通过禁欲主义方式实现。它是在一种主客合一、物我不二整体直观中,也就是内在超越中对天地人一体的永恒追求。在此鲜明体现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那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经验世界超验世界二分、现象世界本体世界二分的结果。就此而言,中国文化是非宗教性的。但不能由此便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没有信仰文化信仰人类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有方式。它给人生存的勇气和未来的希望,永远为人类所需要、所拥有。对于西方独特文化传统来说,这种信仰的必然表达方式也许就是基督宗教。因而,中世纪文化作为一种宗教文化西方现实和未来中将永远是一种不可或缺价值;它也将与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一样,成为人类的一份永恒文化遗产融入历史长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民族文化都可以从中汲取对自身有益营养。在当代科技文化工具理性高度扩张意义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宗教信仰是一个值得重新加以审视文化现象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宗教在当代出现了许多新的重大变化,从总体上说,可以概括为世俗化趋势宗教日益关心人类此岸的切身生活,如需要和利益文化道德人生幸福,以及自然生态全球伦理国际和平科技后果等等,而不再只是专注于遥远彼岸世界。随着制度化宗教衰落,在社会操作体系中,宗教统一的社会控制力大为减弱,因而朝着个体化多元方向发展宗教日益成为个人行为,每个人追求着自认为神圣的那部分价值。于是,宗教内在化了,它越来越成为人们内心的一种信仰,一种情感,一种寄托,一种需要,一个支柱。由此导致宗教信仰日益人本化人道化、自由化和民主化。它不再像传统宗教那样把“天条”专断套在社会文化生活之上,使之不能越雷池之界。这些新变化使得宗教更加贴近并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因而,对于宗教社会文化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解也需要重新定位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及至一个个人,既需要理性,也需要信仰,不能用一个排斥甚至取代另一个。如果没有理性世界陷入愚昧和盲目。如果理性自身失去独立的地位价值,完全屈服于专断信仰,也必将被剥夺批判怀疑权力,沦落为辩护工具手段,进而使理性思考判断力受到抑制和扼杀。同样,如果没有信仰,人的世界陷入精神瘫痪,或沦落为动物生存,或沦落为机器状态生命尊严生活希望将无从寻找人生意义也无处发现,社会和民族凝聚力也难以确立。因此,如何在理性信仰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也是一个值得当代人类深刻思考重大问题反思西方中世纪文化,信仰至上的原则曾使理性完全服从信仰变成信仰服务手段反思现代科技文化科技至上观念又不免形成了科学帝国主义科技霸权主义倾向试图排斥其他话语系统,不管是人文还是宗教。应该说,无论是专断信仰,还是万能科学观念,在思维方式上都陷入了某种同样的误区。因此,当代文化需要重建人的精神世界观念世界的合理结构中国文化更应该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和世界文化背景完成自身的转化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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