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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根源

  一

  哲学作为条理化思想,其历史开端在两千五百年以前,而作为神话式思想,其历史则要更早些。

  无论如何,起源(beginning)与根源(source)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起源历史性的,它向其追寻者们提供日积月累的各种见识。而哲理思考原动力来自根源。这个根源本身就可以说明现代哲学意义,并且只有通过它,才能理解过去的哲学

  这个根源包括许多种类惊异产生出问题见识(insight),人类对其已有知识怀疑引起了批判性考查明晰确定性(certainty);畏惧和被抛弃感觉促使人去探究他的内在心理。现在,我们就来分别考查一下上述三种原动力

  首先,柏拉图曾经说过哲学根源惊异。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星辰太阳天空景象。”这就“驭使我们去考察宇宙,由此产生哲学,这是诸神赐予人类的最大的福祉。”亚里士多德说:“由于惊异人们不仅现在,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就去进行哲理推究:他们最初对于那些明显的难事感到惊异,然后一步一步地说明那些较大的难事——诸如有关日、月、星辰现象,以及宇宙创始。”

  惊异驱使人类寻求知识。正是在我的惊异中,我才意识到自己对知识匮乏。我寻求知识,但仅仅是因为它的匮乏,而非“满足通常的需要”。

  在哲学思维中,人从那些实际需要形成束缚中醒悟过来。于是他不抱任何隐秘目的沉思冥想万事万物天空世界,并问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什么?它来自何处?通过对这些问题回答,他并不期待获得任何实利,而只希望得到内在满足

  其次,一旦我的惊异和赞羡心理由于获得“它是某物”的知识而得到满足,“怀疑”就随之而产生。我累积了大量的见识,然而经过批判考查,都不具有确定性感官知觉由于我们的感官限制因为都是不可靠的;无论如何,它们都不可能与外在于我并独立于我的知觉自在事物相符合。我们所有的范畴都是我们人类理智范畴。它们又陷于无望的矛盾纠纷之中。不同的主张之间的对立,到处皆是。在我的哲学思考过程中,我牢牢地把握着“怀疑”,力图从根本上把它运用于每一事物,或者在怀疑论否定获得愉悦——所谓怀疑论否定承认任何事物,但若仅靠它就无法前进一步;或者追问道:那超越一切怀疑而又经得起任何批判确定性存在何处?

  笛卡尔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I think , Therefore I am”),就是他的坚实确定性,尽管他也怀疑一切。即使在“我”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绝对的谬论,一个可能超出我的理智之外的谬论,这个谬论也不能使“我”盲目地认为:为了在我的思想中蒙受欺骗,“我”就必须“在”。

  条理化怀疑产生了对一切知识批判考察,并且如果没有彻底的怀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思想。但是,关键问题是:通过怀疑本身,怎样以及在哪里使确定性得到一个基础?

  第三,当我专心致志于有关宇宙万物知识时,当我进行怀疑,并把它作为达到确定性途径时,我必然沉浸于万物之中,我完全抛开我自身,我的目的,我的幸福和我的生存。在这种“忘我”的境界中,我将以获得这种知识满足

  二

  当我从这种情境中醒悟过来时,上述情形就会改变

  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说:“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软弱孤独时,哲学产生了。”那么,对于自身的软弱,我应当如何自助呢?他的回答是:把一切我力所不能及事物看作是必然的并与我无关紧要的,而把那些依赖于我的事物——例如我的种种观念形式内容——通过思想作用上升到明晰(clarity)与自由的程度

  现在,我们来看看人类状态。我们总是处于各种境况之中。境况改变机遇出现。如果我们一旦错过,它们就决不复还。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境况,然而,有些境况即使表面上暂时地改变了,并且它们的残余力量隐匿起来了,但从本质上看,依然如故。例如:我必然死亡,我必然遭受痛苦,我必须奋斗,我为机遇所制,我不可避免卷入罪恶之中。我们把这些人类存在的基本境况称作“终极境况”(ultimate situations)。换言之,它们是一些我们无法逃避改变境况。除了惊异怀疑,对这些境况意识哲学深邃根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通过闭上双眼或漠视它们存在的方式逃避它们。我们忘记自己必然死亡,忘记自己的罪恶,忘记自己受机遇摆布。我们唯有面对各种具体的境况,把握它们,使它们于人有利,并在人的实际利益冲动下,以计划和行动在这个世界上对它们作出反应。但是,对于“终极境况”我们的反应是“困惑”( obfuscation ),或者,我们真正理解了它们,则反应就是“绝望” (despair)和“再生”(rebirth)。所谓再生即通过对“存在”的自觉的改变实现我们自身。

  或者,我们可以把人类境况解释为:“世间存在(worldly existence)是不可信赖的”。

  坦率地说,我们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存在本身。在愉快的境况中,我们为自己的力量感到欣喜,我们轻率地满怀自信,除了自己的现实,我们一无所知。在痛苦懦弱境况中,我们则感到绝望。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境况中逃生出来,我们就能悄然无声地重新回到“忘我”的状态幸福生活之中。

  可是,这种经验使人理智(wise)更为敏锐人生中的险恶(menace)也驱使他去寻求保护物(security)。他希望控制自然,并与他人共处,以保障自己的存在。

  为了使自然适合于自己,人类求取超越(over)自然的力量,并力求通过科学与技术而使其目的得以实现

  但是在人类对自然的制服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无法预料因素,即一种永久的威胁,而结局总是失败的——劳作,年老,疾病死亡总是伴随着人类。只有在孤立的事件中,我们对自然的制服才具有确实性,而在整体上,我们则毫无信心

  人们聚集在一个社团(community)之中,以求限制并最终消灭那种无止境的全体对抗全体(all against all)的争斗,他们通过彼此互助去寻求得到保护

  但是这种情况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只有当国家中的每个公民都以绝对团结作为与他人关系准则时,公正与自由才是牢固可靠的。因为只有这样,当某一公民遭到不公正的危害时其他人才能全体一致地加以反对。然而这样的国家从来不曾有过。那些在绝境和危弱之中帮助他人的人从来都是为数有限的一小批人,有时仅只个别人。因此,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教会,哪个社会能够提供绝对保障。这种保障安定时期是一种令人愉悦幻想,正是这种幻想掩匿了种种终极境况

  不过,对于这个世界普遍的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尚有一种平衡之计。即:在这个世界里,有些事物值得信仰,有些事物可引起自信,况且有支撑我们的基础——如家庭国家父母祖先兄弟姐妹,以及朋友、夫妻。此外还有存在于方言信仰思想家诗人以及艺术家著作中的历史传统基础。然而,这个传统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保障,它并非绝对确实可靠。因为它总是我们人类作品;上帝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传统常常暗示一个问题人类必须经常从其原初根源推知那种使他成为确定性和存在的可靠的事物。但是,一切世间存在的危险性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警告,它使我们不满足于这个世界,它向我们暗示其它事物

  三

  各种终极境况——如死亡机遇罪恶,以及这个世界不确定性——使我面临现实性丧失,当我面对这绝对失落(absolute failure)——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就不会看不出这种丧失——我该怎么办?

  对此,斯多葛派看法是:退回到心灵独立的自由境界,但这种看法并不恰当。斯多葛派对于人类懦弱知觉并非彻底。它没有看到心灵自身是空虚的,它依赖于被置入内容,并且它也没有考虑到疯狂的可能性斯多葛派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安慰,因为所谓独立的心灵是贫乏而空无内容的。它也没有给我们带来希望,因为它的学说没有给我们内在变化机会,没有给我们通过包含在爱之中的自我克制(self-conquest)而得到的充实,没有给我们对那具有可能性事物满怀希望期待

  然而,斯多葛派的努力还是指向真正的哲学。因为斯多葛派是以终极境况为其根源的,他们的思想能够说明那种从人的失落找到关于真实存在的启示的根本冲动

  对于人来说,重要的是他对失落态度:不管这种失落始终隐匿不见——只是最终客观上压服他,还是他能清醒地感觉到正是这种失落始终限制了自己的存在;也不管他是采用空幻解决方法安慰,还是以公正诚实的态度对待失落——在这个深奥难题面前保持沉默人类对其失落所能采取的方法决定了他将成为什么。

  在各种终极境况中,人类将摆脱或超越一切瞬间的世间存在,它或者知觉到虚无(nothingness),或者感觉到真实存在。就事实而言,即使绝望只能存在于世间,但它所指向的却超乎世间之外。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表示,即人类寻求赎救(redemption)。各种伟大而普遍的赎救宗教提供了某种赎救。它们的特征是:提供真理的客观保证赎救真实性。它们的途径导向一种个体转化(individual conversion)的行为。这是哲学所不能提供的。然而,一切哲学都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超越,就此而言,哲学赎救有类似之处。

  总之,应当从惊异怀疑,以及被抛弃感中去追寻哲学根源。在任何情况下,哲学都开始于心灵内在骚动(inner upheava),正是这种内心骚动决定哲学追寻目的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惊异所动而去探求自然的本质

  在无限的非确定性中,笛卡尔追求那令人信服确定性

  在人生的各种遭遇中,斯多葛派寻求心灵安宁

  这些经验中的每一种都自有其真理性,但是它们都被披上了各种历史性概念语言外衣。当我们把这些哲学融为己有时,就能透过那历史性外壳,而深入到那存在于我们内心的原初的根源之中。

  这种内心冲动指向各种坚固根基,存在的深层(deepth),和永恒的来生。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上述那些没有一种是最根本的,绝对的根源。关于惊异能够揭示存在的这一发现可以说是灵感根源,但是它也诱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服从于纯粹的,不可思议形而上学。那令人信服确定性是受科学知识限制的,由这种科学知识我们确定我们自身在世界中位置斯多葛派的“泰然自若”(imperturbability),只能作为我们在苦难中的一种权宜之计,或对彻底毁灭的一种逃避,但它自身永远是空洞的,无生命的。

  四

  上述三种动机——惊异导向知识怀疑导向确定性,被抛弃导向自我——都不能说明我们现在的哲学思想。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这个充满空前毁灭和难以推测其潜在性的时代,上述三种已经考虑过的动力虽然还有力量,但已不够充分,因为它们只在人与人之间保持交流”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作用

  在过去的一切历史中,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着一种不言而喻的结合关系,它存在于各种稳固社会团体中,存在于各种组织机构中,并存在于各种普遍的观念中。甚至孤立的个人,从某种念义上来说,只有在他的“隔绝”(isolation)中才能得到证实。当代所谓的“分离”(disintegration),其最显著的标志是:越来越多的人彼此之间互不理解,他们遇而即散,对他人漠不关心,不再有任何可信赖的团体道义

  今天,在实际中存在的一种普遍境况已具至关重要意义:那就是,我能还是不能与他人在真理中合而为一;那就是,当我对自己的信仰深感确定时,却恰好与他人的信仰发生冲突,那就是,有些地方经常存在一种界限超出这个界限,除了毫无统一希望战争别无它物,结局显然是:或者征服,或者毁灭;那就是,懦弱和谄媚只会使人们毫无信仰,他们或者盲目地拉帮结派,或者顽固地互相攻击

  所有这一切并非偶然和无关紧要的。如果有一种能使我在隔绝中得到满足的真理,那么它则是可能的。如果我能在绝对隔绝(absolute solitude)中为自己找到某种真理,那么我就能够不因缺乏与他人的交流(communication)而遭受如此深重痛苦,就能够对真正的交流独具愉悦毫无觉察。但是,我唯有与他人协力,否则我将成为虚无(nothing)。

  从理智(understanding)到理智,从心灵心灵,以及从存在(existence)到存在之间的交流,仅是各种非个体性意义价值的一种媒介(medium),于是防卫与攻击便成为人们接近他人的手段,而不是获取权力工具。人与人之间的“争辩”(contest)是一种充满善意(loving)的争辩,在这种争辩中,每一个人都把武器交给对方。真实存在的确定性仅仅存在于那些共同生活,彼此竞争于一个自社会人们之间无条件交流中,这些人把与他人的联系看作是一种初步的结合认为一切都不是当然的,因而对每一件事物都加以探询。唯有在交流中,一切其他真理才得以实现;唯有在交流中,我才不仅活着,而且生命得以充实。“上帝”只是间接地,并且只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爱”才显示“其自身”;令人信服确定性特定的,相对的,它从属于“整体”(the whole)。事实上,斯多葛学派的态度是空寂而僵硬的。

  我所论及的基本哲学态度,根植于缺乏交流危难中,根植于对真实交流追寻中,以及根植于那种使“自我”(self)得以联结充满善意争辩可能性中。

  并且,这种哲学的努力也同时根植于前述的三种哲学经验中,对于这些经验,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论我们赞同还是反对,都必须根据本意加以考虑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惊异怀疑,以及对绝对境况体验,都是哲学的真实根源,但是,终极根源只是那种追寻真实交流的“意志”(the will),它包容了其他的一切。这一点从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所有哲学不都在寻求交流力图表达自己并要求一种倾听吗?不都以交流为其本质,而交流又是与真理不可分割的吗?

  因此,交流才是哲学目的,所有其他的目的——如对存在的意识,从爱中得到的领悟安宁境界达到,无一不是根源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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